主音乐团

这里的关键在于，一个研究的好坏，在其取径与方法乃是基于因其固然的前提下，在于是否能够将其取径和方法运用得当、贯彻到底。

所以老师您刚刚提到了，就是不同学科的学者会可能会就同一个比较广泛的问题进行跨学科的交流，但是关键还要学者自身，叫打铁还需自身硬哈。中国大陆的学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断了一段时间。

晚上回到住处，我益发感动，就决定给余先生打个电话，表示一下感谢。至于你说的问题，即现代的学者在这方面是不是还有很多的体现，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当然，并不是说现在的学者、学生都有这个看法。什么是无影灯呢？其实就是把不同的光束放在一起、集中起来。而且，和海外学者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比较，比如劳思光先生的《新编中国哲学史》，我觉得后者更能够说服我，也比较有论证的力量。

沈裕挺: 老师您刚刚也提到了很多海外交流的经历，在这样的交流经历中，您有哪些学术和文化上的收获？从应然的角度来看，您认为学者在国际学术的交流中应该在这方面有哪些收获呢？ 彭国翔： 这个我想跟下面你们可能提到的相关了。比如说，中国哲学家，特别是儒家，他们首先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成人。他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时指出：如果黑格尔说，中国占主导地位的规定性是‘有,印度占主导地位的规定性是‘无等等，那么，绝对的批判就会‘十足地附和黑格尔，并把现时代的特性归结为‘非规定性这个逻辑范畴，并且会更加十足地把‘非规定性同‘有和‘无一样列入思辨逻辑的第一章，即列入关于‘质的第一章。

它的道德是世界上最高尚而完美的。于是，背诵起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而马克思似乎不以为然，孔子在他眼中，这时候，顶多怕只是一个‘空想的社会主义者罢[14]165。这个演讲引起了神学教授的攻击，沃尔弗也遭到政府的惩罚。[30]217魁奈去世时，他的大弟子米拉波在哀辞中认为《经济表》是推行孔子儒学的结晶，孔子的整个教义是一种宗教道德伟大教言,对此似乎不可能再有所增补,而将其行之于大地，这就是我们老师的工作。

11把《经济表》仅归结为对儒学的传承，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但儒学对重农学派确有重要影响。如果我们续写郭沫若穿越剧的话，大概是马克思告诉他，有欧洲的孔子之誉的魁奈，确是借鉴了孔子儒学重农的思想。

1966年他在东京演讲，谈到自发秩序理论时，激动地反问道：难道这一切不正是《老子》第57章所言‘我无为，而民自化。第一，欧洲启蒙运动将中国文明视作模范,从自然之光善意与道德的科学和治国理政的哲学基础三个方面汲取营养。6培尔:《历史批判辞典》,转引自许苏民:《中西哲学比较史研究》上卷,第101页。他们指出中国哲学和黑格尔哲学有共同点，这是郭沫若《马克思进文庙》的穿越剧中缺失的。

孟德斯鸠等一些启蒙思想家对古代中国专制主义的批判，也许预示着在欧洲人的视野里，中国将不会一直是理想的模范。9由于道德政治与宗教分离，因而不会发生宗教战争，中国人享受的幸福和安宁是值得其他许多四分五裂、备受精神痛苦，并且常常为宗教问题诉诸武力的民族所羡慕的 [11]140。这里的欧洲的社会主义指的是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是梁启超所说的先觉之士。

伏尔泰则用自然神论的简便方法来摆脱宗教。这样的道德政治以民为本，他引用了中国一位皇帝的话：‘民饥犹如己饥，民溺犹如己溺。

……在短期内，这个国家就成为智慧、道德及纯正宗教的产生地，它的政体是最悠久而最可能完善的。法国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反对封建专制与宗教神学结合，因而虽然尖锐批判东方专制主义,但依然认为中国将政治与道德结合值得效法：中国可算世界上所知唯一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

过程哲学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学说，强调整体的有机联系、合作和共同体的和谐。但是，西方文明的现状，与轴心期相比，最明显的是现在正是精神贫乏、人性沦丧、爱与创造力衰退的下降时期[38]112。其原理是理智，称作‘道。沃尔弗认为专制政体的弊端，在于不懂得统治者和臣民的关系犹如互相依赖的父子关系8,他由中国历史中引证典范是为证明统治者完善的生活和人民幸福之间的关系：尧和舜是非常贤明的统治者——他引证孔子的话——人们爱他们像孩子爱父亲一样[10]70。这正是《中庸》说的道不远人。为了强调所尊重的物质是农业生产，他又说：我对于商人素来是贱视的,批评在场的弟子子贡不肯听命而热衷于做生意。

它以优美的诗句道出孔子箴言的人生哲理：在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长河里，必须努力向前，不可休息/决不可因疲乏而静止,因为只有恒心可以使你达到目的/只有博学可以使你明辨世事/真理常常藏在事物的深底。文艺形式的运用，表明中国哲学在启蒙运动中具有群众性的影响。

启蒙思想家还用文艺形式让普通大众感知中国哲学。这主要呈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9霍尔巴赫:《社会之体系》,转引自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第272—273页。再次，按说君主专制下的监察制度不能防止权力腐败，大家都觉得，专制政体不需要监察官。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与同时期的培尔相似，区分了中国的自然神学与欧洲的启示神学,期盼前者能够传扬于欧洲：似乎有必要请中国的传教士到欧洲给我们传授如何应用与实践自然神学，就像我们的传教士向他们教授启示神学一样。他以穿越剧的笔调写道，孔子正和三位得意门生在上海的文庙里吃着冷猪头肉,只见从朱红漆的轿子里走出大胡子马克思。这是2019年3月法国总统马克龙送给访问法国的习近平主席的国礼。他们曾引用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卡贝的一段话：你们这些反对集体制的人……就让我在你们面前询问一下历史以及所有的哲学家吧：请听!我不来对你们谈及许多实行过财产共有制的古代民族!也不来谈及希伯来人……埃及的祭司、米诺斯……莱喀古士和毕达哥拉斯……孔夫子和琐罗亚斯德，最后两人之中，前者在中国宣布了这个原则，后者在波斯宣布了这个原则。

[34]32他指出中西哲学形成了两种传统，东方中国的哲学，是偏于人生日用的问题。地之道或物质的理性也有两个对立的原则‘刚与柔(了解得很不确定)。

[5]序6不同于伏尔泰把孔子作为中国自然神论的化身，莱布尼茨则以程朱理学来解释中国自然神论：中国人的第一本原名为理，即全部自然界的理由或根据，包罗万象的理由和实体。美国夏威夷大学穆尔教授在1939年、1949年、1959年和1964年连续四次发起和主持了以东西哲学比较为主旨的会议，主编了四次会议的论文集。

令人奇怪的是道教里面，即总体里面，出现了三的规定，一创造了二，二创造了三，三创造了宇宙，……一只有包含二在自身之内，它才是现实的，由此产生了三。眼睛之喻则是要用中国哲学独具的慧眼，洞察欧洲神学的道德虚妄。

1842年他在批评德国书报检查制度时说：书报检查官涂改时画的叉叉杠杠之对出版物，正如中国人的直线——八卦——之对思维。他指出打造中国人道德之花盛开的黄金时代[8]38的根本，在于他们认为，对于培养道德风尚，至关重要的因素是与人的理性相吻合，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其根据都在人的自然性中[8]33,即内在的善性之中，人的自然性在于，对于他所认为是善的东西，他非扬不可[8]34;道德行为出自认识此自然性的理性自觉，中国人之所以致力于善良的行为，就是因为认识到了行为内在的善[8]44;这样的认识过程不以敬神为基础[8]33,而是通过小学大学的教育，训练理智[8]38,使理性日趋完善的过程[8]39。对此马克思评价道：重农学派的功绩和特征在于，它不是从流通领域中而是从生产领域中引出价值和剩余价值[26]23,这样就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基础[26]19。[26]15恩格斯将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并提，将他们看作是启蒙运动在政治经济学上的表现：由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作了正面阐述的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实质上是18世纪的产儿，它可以和同时代的伟大法国启蒙学者的成就媲美[27]529。

[17]12其实，黑格尔不是可能而是确实借用了，由此影响到了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对于黑格尔的批判继承包含着对中国哲学的批判继承。这极可能是受到传教士罗明坚在1593年出版的《大学》译作的影响。

西方的哲学，是偏于自然现象的问题。[16]312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把空想社会主义作为自己思想的来源之一，包含着对儒家大同思想的考察。

他把这样的思想凝练成四句诗：唯理才能益智能，但凭诚信照人心，圣人言论非先觉，彼土人皆奉大成。这表现在：首先，儒家制定了最广泛的礼仪规范[13]324,这对于形成良好的风尚和秩序有积极意义。